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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的乡村存在着三种类型的组织：一是乡村传统的血缘、文化、经济合作组织，二是环境保护、社会服务、公益慈善等新型社会组织，三是本土或外来的信仰组织。近年来，我国开始重视这些社会组织的作用，尤其是在十九大报告中，将社会组织列为了农村扶贫、健康医疗以及环境治理等多项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这些组织也在村民自治、社会建设、社会治理、社会整合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 “场域”（field）概念来自于心理学家勒温（Lewin，），被人类学家布迪厄运用于社会研究，并在组织研究方面形成了完整而清晰的理论体系。布迪厄认为，高度分化的社会作为一个“大场域”，是由一些既相互独立又彼此关联的“子场域”构成。因此场域“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(network)或一个构型(configuration)”。 农村传统组织的应对与重组、新兴组织的社会认同和外来组织的落地生根，以及其形成的“社会组织场域”，是村落内部不同形式的社会组织因环境、成员、资源、行为、文化以及产品的竞争、共享和流通而构成的一个可能的制度（化）生活领域。社会组织场域不同于正式政治组织形成的场域，但同样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作用。 本次案例中的从化LM村，离广州城区多公里，有户籍人口，但是多人在外打工。它的地理环境是典型的岭南山地，物质匮乏，农产品竞争力及总体销量较低，刚刚摘掉“贫困村”帽子，而且这里的物质性基础设施很差，公共设施很少。 LM村目前有两个社会组织，一个是广东LG社会工作发展中心（以下简称LG），年左右入驻，在LM村里组织了生态种植小组、青梅产品加工互助组等组织；另一个是LY乡村妇女发展基金会（以下简称LY）。年左右将LM学校改造为环保教育基地，定期举办环保教育亲子活动，并组织“半乡学堂”。近年来，在LY组织的推动下，成立了一个艺术组织——源美术馆，组织一些艺术家和村民们进行一些合作。 那这些社会组织在LM村里进行了怎样的活动？首先，活化社会主义时期遗产：通过对村小学、旧村部、旧祠堂等（闲置）空间改造，提升公共生活设施乃至品质；其次，认知解放：在各方面改变村民的认知，比如捡拾垃圾，美化环境；第三，资源动员：寻找愿意在乡村活动的村外人士或组织到乡村去做一些事情；第四，人员培训：寻找有意愿的乡村妇女或自组织，到村外接受培训；第五，改变社会关系。 这些活动都取得了一些不错的成效。比如，将早期废弃的村小学进行改造，变成了一个很漂亮的艺术性的空间活动组织，里面有民宿，还可以进行一些教育或者一些加工产品的展销。这样不仅改变了村容村貌，而且提高了村民的收入。 同时，他们也进行了一些资源动员。比如促进“广汽本田·点滴关爱”流溪河水源地保护项目，实现乡村的耕地/林地向生态基地的转变，改良土壤，保护水源，从中探索水源地社区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模式。 当然，在运作以及实施过程中，该村的社会组织也遇到过不少的困难，存在不少的问题。在接下来，我们将进一步思考如下问题：为什么都是来自“社会”的同类型组织，却没能形成“社会”？LM村能否在现有各类组织存在的基础上，探索如何“激活”多元主体，以形成组织合力与资源合力，完善村庄的公共服务，达成美丽乡村建设？ （作者系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讲师，本文根据录音整理，内容有删减，经作者确认后发布，将刊于年第1期《广州社会组织》。） 夏循祥赞赏 |
